12月2日,“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辽宁省博物馆正式开展,从传世精品的角度展示“唐宋八大家”的家国情怀和时代风华,吸引了不少传统文化爱好者积极打卡。

  “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我们在初高中时期背诵过很多,几乎人人都能张口列出八位大家,分别是“韩柳欧三苏,曾巩王安石”。初听起来,“唐宋八大家”是唐宋的八位大文学家的意思,而称得上“大家”的,一定是在文学领域中的顶尖人物。因此有人就产生疑问,为何李白、杜甫这样声名远扬的大家却没有入选?

  其实,“唐宋八大家”之名源于明初朱右。他在选编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作品时,给文集取名为《六先生文集》。因并三苏为一家,所以实际上应是“八家”,后人亦如此称之。到了明朝末期,茅坤编选了一本非常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把“唐宋八大家”的名号正式确立了起来。自此之后,文人写文章的学习对象就是这八个人,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选择这八个人的文章成集?可以看出,“唐宋八大家”其实是从散文领域入手的。到了明代,诗歌论政的地位下降,如何写好政论文,写好表达自己完整观点的文章才是作为对国家和社稷更有用人才的遴选标准。这八个人都是散文大家,而李白、杜甫的成就多是在诗词上,在文章上的造诣略逊一筹,因此也就自然无缘“唐宋八大家”了。

  当然,评选“唐宋八大家”的标准绝不仅仅是文章写得好,也基于他们对于文体革新的贡献。先看“唐二家”——韩愈和柳宗元。他们的文章我们都很熟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就出自韩愈的《马说》,柳宗元有《小石潭记》,其中写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从中便能看出他们文章的风格——简而有法,流畅自然。他们共同掀起了一场文体改革的运动,史称“古文运动”。

  在此之前,文坛还是以骈文为主,很多经典的作品都是讲求对偶、排比等手法,言辞要华丽、形式要工整,甚至政府公文都是如此。长此以往,就导致很多讲求形式而忽略内容的作品出现,言之无物,无病呻吟。

  所以,韩、柳二人就从改变文章形式入手,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师法先秦两汉的古文,抛弃骈文形式,注重质朴语言的表达和文章内容的沉淀,从而积极扭转文风。

  再说“宋六家”。他们都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力量。当时面临的情况比中唐时期更为严重,“西昆体”等浮靡文风大行其道,使得文章软弱无力、言辞华丽、内容空洞。于是王安石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继承“文道合一”“文以明道”,苏洵、苏辙“史论纵横”,苏轼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曾巩弘扬中正平和之气,他们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对当时的文风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此外,“唐宋八大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实实在在的政绩。比如苏轼,从京城到杭州,再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凡是他去过的地方,都造福一方百姓;再比如王安石主持变法,致力振兴国家颓废的局面;又如韩愈在朝为官时,直言进谏,写下“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忠言……他们用文章来宣示自己的理想,又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初心。

  古代士人的理想是什么?修齐治平。这八个人做到了,所以无论是从其不朽的文章来说,还是对文风的变革来讲,抑或是对家国贡献来论,“唐宋八大家”成为士人的楷模,都是合情合理的。